交通银行董事长说出银行暴利内幕

  又出现了一位终于可以说真话的银行家，那就是交通银行新任董事长牛锡明。此前是民生银行行长洪崎，他在2011年说，大家有一点为富不仁的感觉，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从这些金融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金融家的应该有的良心，一种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前景的责任感和担当。只不过牛锡明作为国有银行的高管说话比较艺术含蓄，没有民营银行高管洪崎那么直接。
　　那么我们如何读懂牛锡明说话的含义呢？
　　周末在上海的金融论坛上，民营企业大佬郭广昌大胆地向在场的金融家们提问：我们老是觉得为什么银行把那么多钱都赚走了？好像2000家上市公司，一半利润是10家银行拿走了，这样拿下去，我们制造业怎么办，还能拿多久？
　　作为民营企业家，这个问题还是很尖锐的，给在场的银行家没有留面子，关键的是最后那句话：还能拿多久？就是说既然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银行利润的来源，如果制造业倒下去了，银行业的暴利从哪里来？
　　牛锡明在回答时没有回避问题，而是直接作答，并指出了银行业暴利的直接原因——资产膨胀太厉害，并以交通银行为例，他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牛锡明称，现在金融业的盈利水平确实比较高，在整个上市公司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共有一万多亿的盈利，但他认为，银行盈利这样高，主要还是这几年银行资产膨胀得太厉害。牛锡明解释称，交通银行2002年资产只有20万亿，去年年底突破了100万亿，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金融资产大幅度膨胀，这是银行利润最重要的来源，利润主要是资产膨胀型的利润。
　　那么我们进一步要问，为什么近几年银行业资产膨胀这么厉害？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复杂而敏感的宏观问题，与宏观货币调控部门的宏观政策直接相关，作为现任领导当然不好说的太明白，但是他也指出了他的忧虑：是这么大的金融资产，本身他所掩盖或潜伏的金融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而我们只看到了他显性的一面，就是利润，但没有看到他风险的一面。
　　这就是资产膨胀引起的关键问题，银行业的暴利是以未来的金融风险为代价的，至少现在看来是这样，我们现在是赢得了利润，但是利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把其他部门的利润拿到了金融部门，一个是以未来的不良资产为代价，赢得了现在的利润。
　　他还含蓄的说出了银行业暴利的一个原因，他说，我在金融业干了30多年，我感觉到我们的盈利机制建设是比较完善的。因此，大家在市场上去竞争业务、取得盈利，这个动力是超强的。但是风险的控制机制相对是薄弱的。
　　牛锡明关于银行业超强的盈利动机和薄弱的风险控制的表述其实回答了我们刚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银行业的资产是怎么膨胀的？
　　总的来说，银行资产的膨胀有两条途径，一条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超发，一个是商业银行信贷的发放。就是因为以上两条，中国金融体系发放的M2已经超过100万亿，这最能说明为何商业银行资产如此膨胀。
　　央行发行基础货币是因为渐进升值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央行为了控制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只有把贸易顺差和进入境内的热钱使用人民币统统购买，这是纯粹的印钞，因此投放了巨额的人民币，这些就是基础货币，又叫高能货币。
　　商业银行拿上这些基础货币后，要去挣钱盈利，还没有能力通过其他中间业务挣钱，那就只能拼命放贷，又加上中国行政性控制的巨大利差，导致放贷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谁放的多谁就挣钱多。所以前几年我们看到的图景是，央行一再的和商业银行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央行惧怕信贷投放过多，导致通货膨胀，就通过发行央票或者定向票据，或者打电话窗口指导，甚至召开行长会议进行约谈等等方式，但是商业银行不为所动，比如，中行作为一个国际业务为特色的银行竟然在2009年的新增信贷达到全国第一，为何？答案只有两个字，挣钱。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的银行业在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方面风险彻底失控，吹起了两个大泡沫，这两个大泡沫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两大毒瘤，到现在还在时刻折磨着宏观调控者的神经，进一步的投资拉动基本无从谈起。最近中国出现资金热，经济冷的现象，人们问钱去哪里了，结果发现，银行的钱被借去归还银行利息了，哪里有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我好几次听到过监管层对银行业暴利的辩解，比如监管层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银行业的高利润是为了反哺商业银行改革前产生大量不良资产时盈利甚微；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给银行提供几年休养生息的机会，央行可适当提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基准利率，并使利差除能够覆盖当前的业务成本和平均风险损失外，还应略有余地，使得银行财务状况进一步得以改善。（转引自徐以升文章《今天就应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
　　第三种说法，认为商业银行的高利润可以为今后银行业的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因为利率市场化、准入开放都会侵蚀银行的利润。提前给一部分利润，让他们在彻底改革时早准备干粮。以上三种论述都不是一个监管者应该有的看法，是站在既得利益的角度说话。
　　第一种说法很奇怪，我们要问的是，是谁承担了银行业巨额不良资产的成本，是银行从业人员？就银行业而言，我们看到的是，除了当时被下岗的人员以外，其他人很快进入了银行业暴利阶段，薪水猛涨，远远高出社会平均水平。至于就不良资产本身而言，则是专门成立的不良资产处置部门就是四大AMC，最近几年也是暴利行业，此前的不良资产在一轮轮货币超发泡沫中突然升值，不良资产成了优质资产，AMC们自然赚得钵满盆满。
　　不良资产到底是谁来承担，那当然是全体纳税人，几万亿的不良资产是以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处理的，这些债务目前还挂在中央银行的账上无人问津，早被大多数国人忘却了。
　　而第二种说法则有可以理解之处，因为当时国有银行破败不堪，要上市要卖个好价钱，需要国外的大银行投资，一定的赢利保障才能吸引他们，这是应该的，不过这种赢利保障如果作为一个暂时性措施是可以的，银行业的暴利到了2010年就应该有所警觉，应该出台措施有所纠正，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监管层一再的辩解和掩饰。
　　第三种说法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心态，请问中国的什么行业在开放时，监管层有过提前给“好处”的行为，为什么偏偏银行业可以享受这种待遇，这种温室下培养起来的花朵，如何经受得了大风大浪，你能给他提供多少利润，能够提供到何时？
　　这三种说法都把监管层那种自私狭隘的“护犊情结”和“父爱情结”表露的淋漓尽致，如果一个政府机构拿着纳税人的钱，利用人民赋予他们的职权来为一个阶层一个行业服务，那么这个机构就会很快失去公信力和权威性。
　　银行业暴利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大的方面说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层面上的，一个是宏观经济层面上的。
　　在社会层面上，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这方面，笔者不想多啰嗦，就以5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个数据为例，“2012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和“2012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显示，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远高于私营企业，其中金融业收入最高，是农、林、牧、渔业收入的4倍还多。
　　宏观经济层面上，则是形成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同时产生了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这两大毒瘤。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是2011年在温州开始的老板跑路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业的利息和收费占了其利润的大半，做制造业越来越不赚钱，因此很多人去抄房地产，去做金融投资，当这些投资亏损之后，他们的选择就只有自杀和跑路。对大型企业的影响当然是郭广昌的吐槽最为权威了。
　　如此看来限制金融业的暴利已经是刻不容缓的，根治它，则必须从最根本的改革开始，一个是利率市场化，一个是汇率市场化，一个是资本账户的开放，还有更重要的是，监管者要明白自己中立身份。这写问题不解决，则中国经济在一轮泡沫破裂的硬着陆后，将继续新一轮的泡沫。
　　监管层如果还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改革问题上还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并带有私心杂念，必将犯历史错位，为后人所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