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主义价值观与美国管理文化

清教徒源于英国的加尔文教信徒，属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17世纪70～80年代，清教徒人数激增，并脱离英国教会， 建立独立的宗教组织。清教徒不仅仅是一种派别，更是一种态度，一种倾向，一种价值观。清教徒是创业精神的代言人、崇尚商业和工业活动、对一切充满了信心， 他们善于创造和创新，不断地开拓和征服。这些文化核心的活力、社会流动性、竞争力和创新力，其源头就是来自于清教徒的纪律及精神特质，这些特质构成了美国 的管理文化。

传统美国社会，特别新英格兰，具有四个紧密相连的特点。其渊源可以追溯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时代，直到今天仍影响着大部分美国公民的价值观。 主要包括：一、人生目标不管多么模糊，归根到底都是建造“人间天国”的坚定信念；二、拥有机械天赋、喜欢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三、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 之上的道德观念；四、能够根据大大小小的目的协调各种财力、物力和人力的组织能力。所有这些特点都与传播到“新大陆”的清教主义密切相关。

宗教与商业的关系，紧密但艰难。17世纪晚期的新教徒神学家柯顿·马瑟说，宗教带来繁荣，而繁荣摧毁宗教。他的意思是，殖民者依靠勤劳节俭创造财富， 但是富裕起来就背弃这些美德。但是，20世纪的历史学家艾伦·泰勒指出，传统行为模式的衰退被大大夸大了：“核心原则还在，特别是坚持做一个有道德、有教养、会经商的同质民族。”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中及其弟子托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中论证说——清教主义先出现，刺激商业贸易和制造业发生了随后的变化。托尼在该书中图文并茂地描述了“清教运动掀起的巨大风暴”：“树木东倒西歪、橡树啪啪作响、枯叶随风狂舞，既非全然的冬天又非全然的春天，但是猛烈又提神、无情又温柔，发出向往又痛悔的奇怪声响……”英国殖民者把清教主义带到了北美，这里说的英国殖民者包括后来在马萨诸塞州楠塔基特岛和宾夕法尼亚州定居的贵格会教徒。

在英国殖民者之后，又有几批有着类似信仰的人移 民到了北美，比如在纽约州新罗谢尔定居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在纽约州其他地方定居的荷兰归正会教徒、在新泽西州定居的莫拉维弟兄会教徒、在宾夕法尼亚州定 居的门诺派教徒和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定居的苏格兰人，尤其是有着爱尔兰血统的苏格兰人。

而道德社会的实现，只能通过节俭、节制和勤勉，这些都成为了最重要的清教价值观。典型的清教徒被认为：“生性自省、自律、自制，是俗家苦行僧，其修行之地不是修道院，而是战场、账房、市场。”宗教改革者加尔文说上帝是“伟大的工头”，加尔文自己曾到处找活干。“原因何在，”他写道，“为什么生意所得不能超过土地所得？商人的利润若非来自他自己的勤奋勤勉，那要来自哪里？”

清教主义价值观之一：人间天国

建造人间天国这一愿望，体现在了约翰·温斯罗普的讲话中。他率领一批清教徒到达了新大陆，建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当选为首届总督。起航前他对追随者说，新英格兰会是“山巅之城”（《马太福音》）。马萨诸塞殖民地（最初叫种植园）会是一个样板，新英格兰以后的殖民地都会仿它而建，届时人们会说是上帝要求殖民地“就像新英格兰那样建立”。

1835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新英格兰文明是“矗立在山顶的灯塔，在温暖了邻近地区后，把光芒投射到远方的地平线”，渗透到整个联邦。

19世纪50年代，这个愿望被世俗化，成为“昭昭天命”中的一条信念，引出了对美国年轻人的著名号

召“去西部，和祖国一起成长”。这个口号是《纽约论坛报》的创始人贺拉斯·格里利提出的。它的原型，一直反映在某些相信基督会再次降临，甚至出现在美国的新教教派的信仰和习俗中。

笼统地说，它表现为一种对社会未来坚定不移的乐观精神——在当时世界各国中独一无二——并坚信

难题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得到解决。最具代表性的代言人之一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从未怀疑美国永远是朝阳”，富兰克林还精辟地用一句话定义了美国：“新大陆不看你是谁，只看你有什么本事。”

本着大体相同的精神，美国国父之一的托马斯·杰弗逊把约翰·洛克的“生命、自由、追求财富”巧妙地改成了“生命、自由、追求幸福”。

又一个世纪后，1923～192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柯立芝告诉我们，“美国不承认任何贵族，除了工作的人。”他还相信“工作证是进入贵族阶层的唯一通行证”，但是“人只有开始敬神之后才开始成长”。对于柯立芝来说，“建工厂就是建教堂”、“在工厂工作就是在教堂祈祷”。

20世纪，这个价值观还有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代言人——卡通人物“超人”，他相信“真理、正义、美国方式”。超人尽管出生于氪星球，但在美国小镇长大，有着双重身份，既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又是一个英雄乃至神一般的人物。

清教主义价值观之二：机械天赋，亲力亲为

自己动手、亲力亲为，美国社会一开始就不同于那些建国更久、等级制度更森严的欧洲国家。这个特点并非仅仅涉及契约佣工和工匠阶层。

1630年温斯罗普的轮船靠岸时，大移民的先遣队早已没了士气。然而，“觉得让这些人闲着的话早晚会出问题，温斯罗普船长一上岸就立即卷起袖 子干起活来。他用这种方式鼓励大家，结果整个种植园没有一个闲人。”人们经常看到，他不处理管理事务时就与佣人一起干活。他去世时，人们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一个木匠工具箱。

随着19世纪初机床的出现，对手工艺的热情转变成了对批量生产及其带来的问题和机遇的迷恋。然而，美国人在骨子里还保留着些许工匠气质。他们喜欢修修补补，就像18世纪托马斯·杰弗逊做的那样。这位美国第三任总统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一门心思做农活、造钉子，政治完全从我脑海中 消失了。”

大卫·弗里德曼也告诉我们，《人权宣言》（1791）的作者汤姆·潘恩“做过很多年胸衣匠，手艺一直没有荒废。他从政后，做胸衣成了他在闲暇时的消遣。像他的朋友富兰克林一样，他在很多方面依然没变——骨子里还是个工匠”。

富兰克林呢，他一生取得了众多成就。他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签署《独立宣言》。他发明了双焦镜和避雷针。他还发明了一种铁炉，以替代又浪费又危险的明火，至今仍在使用。作为外交家，他将法国卷入了美国的抗英斗争中，让局势变得更有利于美国。社会学开山鼻祖马克斯·韦伯认为富兰克林是新教伦理的代言人，这种自豪感首次体现在他年轻时给自己撰写的碑文中：“印刷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身体，像一本旧书的封面，内容已经破碎不堪，印字和烫金斑驳不清，长眠于此，喂着虫子！”

1865年，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在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评论道：“就像意大利人是音乐家、德国人是形而上学家一样，新英格兰人是工程师——他们天生擅长这行。”凡尔纳的惊人洞察力，在书中甚至预言了人类登月。果然在1969年得到了验证，这是美国伟大技师文化的终极成就和最后成就。

20世纪初，美国人之所以迷恋上了汽车，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可以在星期六早上给汽车修修补补。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哪家公司的总裁如果亲手疏通了水管，就一定会把这件事写进公司记事中，表明自己是个“真正的美国人”。

21世纪的两位年轻人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他们个性和价值观与超人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两个闲暇之时爱滑旱冰的人，在“花之权力”的鼓励下——嬉皮士的口号，即：权力归花儿、爱情与和平，创立了后来成为世界最大互联网企业的谷歌公司。谷歌的座右铭是“不作恶”，他们受“清教徒式理想主义”的鼓舞，希望让世界变得更好；有媒体报道，谷歌是一家“满是传教士的公司”，“谷歌是一个披着公司外衣的宗教”。

清教主义价值观之三：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相得益彰

美国工商界在不断演变，可是其核心一直没变，这个核心就是既尊重个体的权利又尊重集体的权利，而且把两者兼顾得很好。

——“共治”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887年，指同僚之间相互尊重彼此的能力和义务，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的关系。在社会学中共治指的是权利被身份平等的人所共有的一种组织形式。共治与官僚制是一组对照概念。共治带来了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总体上是良性的文明社会，即市场经济。

这美国清教徒式的集体主义精神的第三个特点，却最少被人论及。很多学者（如韦伯）认为自殖民地时代流传于美国社会的只有张扬而自私的个人主义，但是真相要更复杂、更令人欣慰；清教运动在释放个人活力的同时，还天生擅长把个人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目标奋斗。

1625年，英国思想家培根在散文《论友谊》中告诉我们，“在孤独中自得其乐的，不是野兽就是上帝”。他还指出了社区与人群的关键区别：“熙攘的人群中，没有你的同伴：目光所触，一张张好像是 从美术展览馆图像上复制下来的脸孔，冷若冰霜；耳朵所闻，那些高谈阔论，跟钹发出的叮咚声没什么区别。那里没有爱。”“爱”就是把个人聚成社区的东西。

十年后，温斯罗普船长在“山巅之城”讲话中延伸了这个观点。他说，为了避免沉船、供养后代，“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必须团结得像一个人，我们必须自己少抽一支烟让 别人多吃一口饭……我们必须同甘共苦、同舟共济”。不久，牧师约翰·柯顿发表了类似观点：“世俗的社会好过孤独的隐居。”

每当有人询问新大陆大移民的“使命宣言”时，温斯罗普都毫不犹豫地回答：清教徒奉上帝旨意去新英格兰建造人间天国。作为商人，他们还必须让投资有回报。一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认为，“美国社会的发展动力完全是个人和集体的贪婪”。这一看法过于简单。

清教主义价值观之四：超强的组织能力

股份公司在老英格兰和新英格兰后来的工业化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培根是发展股份公司的先驱，他是弗吉尼亚公司的七百个股东之一，该公司1607年在北 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英国殖民地。和后来的很多资本家一样，他在这项投资上亏了钱。培根的生活观和工作观被清教徒带到了新英格兰，在那里扎下了更深的根，不仅塑造了经济，而且塑造了社会特有的性质和结构。

为了“团结得像一个人”（价值观之三），清教徒移民还需要组织能力。他们一开始就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若不是如此，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到达美国。正如历史学家佩里·米勒1964年所说：“新教徒一群一群、一个镇一个镇地移民，一定居就是一个社区，所有单位都治理得井井有条……新英格兰理论家认为社会……不是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有机体，为明确的目标运行着，各部分都服从整体，各成员都贡献力量，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位置。”

优秀组织一定分层级，尽管分层级的组织不一定是优秀组织。美国两个俗语“亲力亲为（hands on）”和“尽力而为（can do）”，就源自这种生活方式。它们还有另外两层意思：一、各种各样的机会等着你去利用；二、值得一做。即使在今天，成群的美国人在异国他乡定居，不管参 加什么组织，都会接管其运营。

“集成决策”的含义是：计划者和执行者包含同一群人，这样计划和执行才能连贯起来；认真借鉴前人经验（不管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经验），把犯错的可能性降至最 小；只要条件许可，就做试点；任何重要提议，都要构思好实施细节，才决定是否通过；做好二手准备，以应对决策的某些原始假定不正确的情况。采用这种模式， 决策往往慢得令人痛苦，不过执行反而很快。集成决策模式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清教社会从上至下都“亲力亲为”——这个特点强调责任到人。

对比之下，传统欧洲的决策模式可以称作“分层决策”。分层决策意味着：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分属不同人群，不同人群往往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没有构想好实施细 节，就“原则上”决定是否通过提议；几乎不防备意外。采用这个模式，决策往往可以很快，但执行很有可能出奇的慢、频繁出错。“原则上”是最危险的词语之 一。

如果有个高于一切的核心“秘诀”解释美国企业乃至整个美国社会从1630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成功，那就是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模式。

美国管理的黄金时代

美国管理黄金时代大约从1920年持续到了1970年。 前文列出的四个清教特点，每一个都反映在了一些重要企业的组织文化里。其中出色的机械天赋、先集体后个人的道德观念、非凡的组织能力这三个特点是毫无疑问 的。那么建造人间天国的坚定信念呢？那就是美国梦——相信在美国只要努力奋斗就能过上好日子——正是在无数的公司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管理学家沙因教授还认为，公司不是只有一种文化，而是有三种文化：在日常管理层面的“运营文化”；在资本运作层面的“执行文化”；以及技术专家起主导作用的“工程文化”。

社会学家威廉-怀特在“黄金时代”的1956年 发表了一本《组织人》——书中的主角具有清教特点的价值观之三：“恪守先集体后个人的道德观念”。怀特甚至用准宗教的术语描述了这个现象，“组织人在身体 和心理上离开了家，郑重地过上了组织生活，他们构成了那些有自我延续能力的伟大机构的思想和灵魂，他们的价值观将塑造美国人的性格”

也是崛起于管理黄金时代、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解释说，在大型公司，总有一个人叫做“首席执行官”，［虽然］“首席执行官”的工作实际上由一个团队分担。我们不难看出，这就是价值观之二的“亲力亲为”的文化。

另 一个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管理文化就是：随着业务越做越大，公司创造出了分权的分部式组织结构。“自下而上”的意义远不止是系统地分权而提高效率和效能，而且 培养出了更为积极、创新、和平等的企业文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公司总裁在他的《自下而上管理》中表示：自下而上所带来的是自由——大胆创新的自由、反 驳上司的自由、理性冒险的自由、试错失败的自由……这种文化发展了前述清教主义体现超强组织能力的第四个特征。

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该走运，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这是清教教义“因信称义，非因行称义”的几百年的回声。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居住的大地是“上帝自己的国家”，是“人间天国”（价值观之一）。

在《美国管理黄金时代》中，《清教徒的礼物》的作者两位霍博兄弟，参考了几部黄金时代的重要管理学作品，我也特别在此推荐给读者：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纽卡姆尔《大公司经理人》、德鲁克－《管理的实践》、伯纳德-《经理人的职能》、威廉-吉文《自下而上的管理》、大卫-帕卡德：《惠普之道》、最后是安迪格鲁夫《高产出管理》。

霍博兄弟归纳了美国管理黄金时代“优秀实务背后的25条原理”，放在了本书的附录里。他们非常肯定地认为，“每一条都泛着清教主义色彩”，同时，也正是运用这些原理，美国的管理文化在“二战”之后，“美国帮助日本启动了经济奇迹”。——霍博兄弟用了完整的一章来讨论“日本经济起飞”这一段历史和这个巨大的成功案例。

清教主义的结论

宗教教义、动手能力、集体观念和组织能力之间的联系似乎源自人们的一个信念：物质世界是邪恶的，精神世界是美好的。这样去神圣化后，物质世界就成了可以利用、甚至是可以掠夺的资源。你可以利用其中某些东西让生活变得更舒适，你还可以利用其中某些东西建造人间天国的基础设施。清教主义本质上具有剥削性，尽管它不必如此。

在清教徒看来，《圣经》是上帝语录。上帝通过《圣经》传达的教诲是不容置疑的：“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生活的各样活物。看哪，我将地上一切结籽的菜蔬和一切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清教徒用《圣经》思想为剥削取向辩护。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充分利用上帝的作品，也就是利用周围的世界，为自己谋取幸福，让上帝显得伟大——这两个目标并不冲突。为此，他们需要工具把物质世界塑造成有用的样子，还需要技能生产并使用这些工具。技艺因此变得重要，工匠因此受到敬重——受到敬重的还有工具本身。一个早期移民说：“别小看独轮手推车，它值得我们去敬仰。”

清教主义本质上是一套思维和做事方法，这套方法在恰当条件下可以跨种族、跨部落、跨国家，甚至跨宗教传播。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清教运动起源于16世纪的英格兰，但美国清教运动不是突然在英格兰出现的，而是有着历史悠久的多民族背景。所以，清教主义理念和实务与优秀企业组织联系紧密并不是新教世界的独有现象，甚至不是基督世界的独有现象。

清教主义的同盟者

除了上述的清教主义精神，美国文化中还有一条非常明显，就是自我反思的精神。如果说今天的美国文化有两条主线的话，一条主线是来自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传统；另一条主线是同样悠久的来自希腊罗马－文化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传统——“文艺复兴”应译为“文化复兴”更为准确——反思精神，正是这后一种传统的体现。

（一）最近有一本书在美国相当流行《美国回来了》，谈论的是美国经济如何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又逐渐复苏。经济从自由落体转而掉头回升实非偶然。应该说，政府的及时干预确保了经济的转向以及快速改观。虽备受诟病，但政府的力挽狂澜还是有其重大的可取之处。

2008年至今的美国经济最终死里逃生，但真的是九死一生。华尔街轩然大波在国内和全球范围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金融危机登峰造极的肆虐大约在2009年1月，那正是奥巴马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减薪吞噬了82万 个工作岗位，而且随着各行业各地区的CEO们一声令下开始裁员，失业率每月上涨0.5%，惨况持续了整整一年。裁员行动偃旗息鼓时，各行各业已蒸发了 875万个工作岗位，令失业率滑入两位数泥潭。

今天，虽然来路漫漫，但经济已经踏上了复苏的轨道。各行业、各地区 的就业机会恢复如前。失业率虽还高高在上，但已经开始回落。裁员得以缓解，微弱的用工开始回稳。随着房地产跌入谷底，房价开始企稳，股价有了起色。普通美 国人虽今非昔比，但手中房产和股票已不再上演如疯狂过山车般的大戏。

对金融体系的紧急资金援助打响了重要的第一枪。美联 储积极为金融系统各节点输血救治。而金融机构与濒危的同行划清界限，几乎停止了一切同业拆借。惊恐事出有因，雷曼兄弟在破产前一刻，还不断以抵押担保寻求 新借款，幸亏贷款人及时收手，以雷曼单个倒下的代价换取了大多数金融机构的暂时安全。美联储介入后，马上以低利贷款注入金融体系，它不但把救命钱投入银 行，而且进一步扩散到货币市场基金、商业票据发行机构、经纪商、保险公司和各大投行。

光有美联储的大力行动还远远不够，国会也要闻风而动。在多个回合较量后，国会创建了一个70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也就是声名不佳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 （TARP）。起初TARP被否决，但看到交易员闻之纷纷抛股，国会被迫立马重议。多年来，TARP始终是个经济毒瘤。国会中无人欲以救助危机元凶华尔街来扬名立万。况且，TARP的真正目的并非拯救华尔街，而是拯救大众。而且，银行救助最后也使政府有利可图。事后确有受TARP资助的银行无法还款，但是绝大多数 还是顺利还了款，付了息。

——这是对市场的纠偏。

（二）另一方面，“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最近在美国另一本书同样很受关注，就是《达尔文经济学：自由、竞争、和公共利益如何兼顾？》

作者弗兰克建议放弃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性人）假设。认为：“政府和市场，极有可能同时失灵。”我认为，弗兰克基本否定了各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各种真的、假的社会主义。

本书获得了好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等大人物的推荐。作者特别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达尔文的重大误解；应当让达尔文取代亚当斯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比如，美国著名的政经学者福山，当年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今天却说：“《达尔文经济学》彻底摆脱了当下时尚理论的束缚，为认识美国目前面对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优胜劣汰”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形式，而且很多情况下，“优”的是少数个体，“劣”的是多数群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不一致，甚至个人利益损害群体利益”，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主要原因。——但是注意：弗兰克并不提倡“集体主义精神”。任何乌托邦式的原教旨理想主义，都是一场灾难。人类已经用了整个20世纪，以血与火的代价证明了这一点。

达尔文经济学，开始于西方经济学对自身的反思。主旨是寻求在自由、竞争、和公共利益获得平衡。具体的方法上，不是取消自由市场经济——那将导致创新的消失和公平的消失——，而是认为“税收优于管制，加强对‘有害的行为’进行征税是改善经济的最优途径”。例如：对重污染的企业、强垄断的企业加大征税等。

——这是一种企业、社会、政府都能多赢的调节，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既对市场纠偏，也对政府纠偏。

尾声：为“民有企业”正名！

笔者此文截稿之日，正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的公众和企业都对此次会议寄托了比厚望还要沉重的厚望：这关系到中国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走向。

因为有过短暂在政府体制改革部门的工作经历，笔者坚称，中国当前商业社会和管理文化所存在的问题（另文详述），不仅仅是文化问题，更是体制问题，所以此次“三中全会”将“体制改革”列为了最核心的关键词 ！

我特别借此文提出一个新名词 ：民有企业。以相对于今天所谓的“民营企业”，而与“国有企业”相对。——大家都记得，国企最初是叫做“国营企业”的，改革开放之后，出于所有权和经营权 分离的考虑，改称“国有企业”。而一直到今天，民企还被称为“民营企业”、“非公经济”——这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称谓，透着歧视、和(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双向的不安全感。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舆论意义上的“正名”，将有利于民企和社会对企业责权利的深入界定。相对于政府，企业是弱势一方，我们认为，在“正名”这件事情上，政府应更积极主动地有所作为。

任何事物的改善永远是两方面的，民企要增加权利，也一定要同时增加自身的社会责任。权利方面，最大的议题包括：市场准入与开放、私有产权保护、和社会认同；责任方面，最大的议题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知识和技术创新、以及为中国在21世纪的复兴承担责任。

——那么，对民有企业的积极健康的商业文化、管理文化、企业文化的重新思考、重新塑造、重新实践，都将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