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风云如何变幻，泉州开元寺的东西两塔无声屹立，见证那船来船往的岁月。
清净寺
六胜塔
开元寺
万寿塔
寻味“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是必读的篇章。
（一）
泉州地处福建南部沿海，早在先秦时古越族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西晋永嘉年间，中原战火纷飞，“衣冠南渡”的晋民扎根在这块土地，带来先进的文明。泉州在唐代能成为世界四大口岸之一、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不仅仅是海岸线长，天然良港资源优越，还有深层次的原因——中原文化、古越族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长期互动、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泉州文化，这种多元文化赋予泉州人吃苦耐劳、敢拼会赢的个性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创造出了一段世界海上交通史的奇迹。
对于泉州先民，海是永远的朋友。
在唐代，泉州的商船东至日本、琉球、三佛齐（今印尼巨港），更远抵达西亚、南亚、东非、北非诸国。内港常常帆樯如云，一批批丝绸、茶叶、瓷器亟待出港，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物品忙于卸舱。从泉州起航的商船，驶往波澜壮阔的蓝色海湾，带去的中华文明让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一片惊羡。谈起泉州唐代的航海史，林銮是一位不能不说的人物，他创建于唐开元（713—741年）年间的石湖码头，自开埠至14世纪，一直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码头，1000多年过去，码头还基本保留。正是许多像林銮这样的航海家勇立潮头，泉州的远洋商贸才能保持600多年的昌盛。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经济效益巨大，而且扬振国威吸引海外国家注目。唐武德年间，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四位高徒听从师言作为求知者和友好使者来到中土大唐，其中两位门徒“三贤”“四贤”立足泉州传教，卒后葬于城区东部的灵山，人异其灵坟地被尊称为圣墓。墓厝四廊九间十柱，柱状如梭，这种梭形柱是唐代建筑的主要特征，两具盛殓三贤、四贤的石棺静卧墓厝正中。墓廊中立有郑和行香碑，系地方官蒲和日为纪念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专程前来拜谒而立。墓侧山坡下是宋元时期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的公墓，一具具石棺，刻有云月图案和古兰经文，诠释外族结缘泉州历史的久远。
(二)
中唐安禄山之乱，“陆上丝绸之路”梗阻，“海上丝绸之路”渐入佳境，到了北宋初年，北方边境吃紧，自汉开始的“陆上丝绸之路”被迫中断。万幸的是，当通往西域商旅驼铃喑痖的时候，以泉州为主要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迅速雄起而代之。
此时泉州社会安定、民康物阜，实在是各国侨民心仪向往的伊甸园，街头出现了“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宽厚的泉州人与他们友好相处，甚至与他们通婚，繁衍后代。如今，在灵山附近就生活着他们的3万多后裔；还有不少阿拉伯后裔或改丁姓或改郭姓，聚居于泉州郊外的陈埭镇和百崎乡，为中国的百家姓文化，添加了意味深长的一笔。
南宋偏安浙江,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泉州以船的方式，天时为帆，地利为桨，游弋于亚欧非甚至拉丁美洲的大洋。建炎二年(1128年),海泊税收占国库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在泉州、广州、明州（今宁波）的三个重要港口中，泉州凭借宽松的物资流通环境和坚实的航运基础,地位骤然上升。
泉州是古代造船之乡，北宋诗人谢履有感而发：“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然而，古代船舶不论船身怎样巨大、牢固，全赖风力航行，尤其泉州一港，“兼每岁自八月以后至六月之前，风信不顺，即无贩莅及海南回船到岸”。（《宋会要辑稿》第八十六册）泉州官员担心出现闪失,他们为远洋船队顺风往来求庇于神明，祈风典礼通常定在船队出海和返航的时间举行。择好吉日相约西郊九日山的通远王庙，祭祀海神后，有心的主祭者，还把祈风时间、地点和主要官员名字刻在摩崖上。那一方方现存唯一的中国古代政府航海祭典的真实记录，也是记录“海丝”活动的真凭实据，理所当然摄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的法眼，1991年2月的一天，他们的题词留在九日山。
六胜塔、万寿塔两座12世纪航标石塔记得：宋末至元代泉州港拥有“三湾十二港”，并以刺桐港之名驰誉四海。距主港后渚五里的丰泽区法石是集群商业码头之一，这里的滩涂下1974年曾出土一艘南宋商船，载重相当于700头骆驼运输量的总和；这里的滩涂下还有几艘古船等待发掘，印证了“海丝”的不易与艰险，这里还保留着形成于十一世纪的美山、文兴古码头。推动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的人物——提举闽广市舶的蒲寿庚也诞生于此，难能可贵的是，南宋偏安政府尚能委令这个阿拉伯人主政泉州市舶司，使这座港口城市的海外贸易到了元代达到鼎盛，赢得世界众多旅行家禾德里、马黎诺里、伊本·白图泰，特别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躬身造访、驰笔赞叹……
海外货物运抵港口，陆地交通的后续作用举足轻重，泉州曾一度掀起建桥的热潮，横架江河之上的100多座石桥，连接着中断的道路，世称“闽南桥梁甲天下”。横跨洛阳江出海口的洛阳桥最富工艺、美学价值，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竣工后，很长时间成为泉州通往省城福州的坦途，加快了海上舶来物品的流通。1087年，专管对外关系的市舶司在泉州设置，占尽天时地利的泉州如虎添翼，港口码头船来船往，甚多的外销瓷器由泉州南郊的磁灶窑厂制造。晋江磁灶金交椅山瓷土丰富，水流丰沛的梅溪汇入晋江流入大海，产瓷环境得天独厚。磁灶窑系保存最为完好的窑场创建于五代，衰废于元末。经过发掘保护的12处宋元窑址，无疑是古代泉州生产外销瓷历史的注脚。海外物资的需求，泉州遂成中国海船制造中心、纺织业中心和福建重要的外销瓷生产基地。
(三)
船来船往，泉州繁荣了经济，也繁荣了宗教。唐代留给泉州的宗教印记除了圣墓，还有城区西街始建于公元686年的开元寺，大雄宝殿的飞天乐伎斗拱，以古基督教天使安琪儿为模特。寺内一株1300多年的古桑树，见证过泉州桑蚕丝织业的发达。泉州的宗教发展宋元进入巅峰期，诸如形制仿叙利亚大马士革礼拜堂的清净寺，还有摩尼教寺草庵、东西塔、老君岩、府文庙、天后宫，都创建于这两个朝代，有的建筑甚至由印度僧人参与督造。正是这些全国无几的宗教建筑，为泉州赢得“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泉州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各种宗教平等相处，相映生辉，有的寺庙儒、释、道三教合一，有的道观由和尚主持，无不体现着这座城市宽厚的品格和兼容的气概。鲤城区天后路德济门遗址，出土的13世纪至14世纪的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石刻，彰显中外交流的光辉，引人怀想海上丝绸之路的点点滴滴。
大海变化莫测，“海丝”航线凶险丛生，行船人渴望神祇保佑平安往返，妈祖娘娘便成为宋代以来最为著名的航海保护神，供奉她的天后宫与清净寺只隔一箭之遥，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首建，它是现存年代最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祭祀天后的宫庙。传闻屡显威灵出现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于是妈祖信仰从泉州向国内港口城市和东南亚各国辐射，仅在台湾，妈祖庙达500余座，它们遥相呼应，缀成灿烂的图景。随着绵绵不断的海上商贸往来，泉州先民义无反顾出洋打拼，他们既是中华文明的宣传者，又是福建精神的探索者，不少人在异国他乡成家立业，繁衍终老。如今，不仅有750多万泉州传人旅居120多个国家与地区，还有根在泉州的70多万港澳同胞和900多万台湾同胞，泉州故有“全国著名侨乡”、“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之誉。
明清两朝，“海上丝绸之路”风光不再，原因是，明代“天朝大国”之君朱元璋让“市舶”附属于“贡舶”，屡屡颁布“片木不得下海”、“寸货不得入番”等限制私商下海的禁令。明成化十年（公元1475年）朝廷令市舶司迁至福州，泉州港终于被冷落并沉寂。明亡清立，清初的皇帝出于政治考量实施海禁，清政府于公元1661年颁布“迁海”令，数千里海岸线上，五十里内不许住人有船，强势划定一条“沿海无人带”。统一台湾后，康熙帝才下令解除海禁，泉州港虽展现些许生机，但已是元气大伤。
我是在孟秋的某日又一次去看文兴码头的，风从海上循着晋江呼呼吹来，吹过古渡口那些冰凉的条石。我突然感到，那些年代迢远的对外交往史和我们原来是如此接近。(特约撰稿 蔡飞跃 本栏图片由汪小山 摄)
